作者：LauraY.Cabrera，JenniferCarter-Johnson
向头骨内部通电的探针引发了关于个人自主和责任的问题。
图片来源：Hellerhoff,CCBY-SA
B先生喜欢约翰尼·卡什，除了他不喜欢的时候。X先生曾看见他的医生们在他眼前变成了意大利厨师。
俩人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B先生和X先生都接受了深脑刺激（DeepBrainStimulation,DBS）治疗，这种治疗使用了一个植入体，它会通过向大脑指定位置发射电脉冲来改变神经活动。尽管这些植入体是用来治疗神经功能障碍的，但是上面这些例子说明，它们可能会以人们不愿见到的方式去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感觉和行为。
B先生因为严重的强迫症而接受了DBS治疗。在这之前，他从来不喜欢音乐，但在DBS的影响下，他对约翰尼·卡什的音乐产生了独特且全新的喜好。当这个设备被关闭时，他的喜好就消失了。
X先生是名癫痫患者，他为了确认癫痫的病根所在而接受了DBS治疗。在DBS结束前，他产生了医生们变成一群穿着围裙的大厨的幻觉，这个画面随后慢慢消失。
在这两个实际案例中，DBS显然导致了感知的变化。而这带来了一大堆棘手的问题。随着这样的神经技术变得越来越普遍，使用DBS或者其他具有大脑植入体的人的行为可能会挑战当今社会对责任的看法。
律师、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已经花大力气限定了合理合法地判决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条件。大脑一般被认为是控制、理性思维和情感的中心——它协调人们的动作和行为。因此，大脑是主体性、自主性和责任的关键。
如果人们在他们的大脑植入体的影响下行动，那么责任又是谁的呢？作为一名神经伦理学家和法律专家，我们认为社会应该在这些问题被搬上法庭裁决前就着手解决它们。
如果出现问题该怪谁？
想象有一天，Q女士正开着车，突然产生了一股想朝向人员密集的公交车站转弯的冲动。结果，她让一些人受了伤，还损坏了公交站。在调查中，警察发现Q女士有个用来治疗帕金森病的大脑植入体。这个植入体刚好在她产生那股冲动时产生了故障。此外，Q女士还声称，在她冲动转弯时，那个巴士站并不在那里。
随着大脑刺激技术的进步，我们假想的像Q女士这样的案例将引发有关道德和法律责任的问题。Q女士应不应该独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能把责任归罪于设备吗？那设计了它的工程师或者制造商呢？还有那些做了植入手术的神经外科医师，或者那些参与设置机器参数的神经学家呢？
一种无法控制的想瞄准他们的冲动？
图片来源：FabioVenni,CCBY-SA
历史上，道德和法律责任很大部分都集中于有自主能力的个人，也就是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愿望和计划来思考或行动，不受外在力量摆布的人。然而，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可能许多人都将参与这些大脑植入体的应用，包括直接影响大脑的人工智能程序。
这种外界影响引发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有大脑植入体的人控制其动作和行为的程度。如果大脑植入体会影响某人的决定和行动，那么它们会不会降低一个人的自主能力？如果自主能力降低了，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责任归咎于个人？
社会需要探讨，当科学技术开始挑战那些人们长期持有的观念时会发生什么。
如此多的灰色地带
关于责任，法律上有很多不同的区分，比如说因果责任和法律上的责任。
根据这个区分，可以说大脑植入体在因果上是要负责任的，然而Q女士仍然要为她的行为负法律上的责任。这个人试着以这种方式分配责任可能是因为Q女士没能抗拒自己的冲动，特别是她明知大脑植入体有副作用风险。也许Q女士仍然会承担所有的主要责任，但是植入体的影响会为她减轻一些处罚。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主要层次，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划分责任的方式可能会迫使患者在治疗令他们衰弱的疾病和潜在的刑事责任之间做出选择。
外科医生会承担一些责任吗？设备生产商呢？
图片来源：Allurimd(talk),CCBY-SA
公司的产品责任，研究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职业责任问题，以及医疗人员错误地放置和编程设备所导致的医疗失误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就算多个参与者共同分担责任，关于如何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分配责任的问题依然会存在。
另一个层次便是罪犯恶意干扰这些植入体的可能性。较新的植入体可能具备无线连接功能。黑客可以攻击这些植入体，以便利用Q女士来达成他们自己（可能是邪恶的）的目的，而这给责任的问题带来更多挑战。
在现实生活中，胰岛素泵和植入式心脏除颤器已经被黑客入侵。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恶意干扰大脑植入体的报道，但它们越来越多的应用让那些技术高超的人有更多潜在机会来把技术用于邪恶的目的。
考虑到大脑植入体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可能会对责任观造成影响，现在是时候来讨论一下是否应该干预大脑，以及何时应该为人们减免责任。新技术常常要求对现有的法律机制进行一些修改或拓展。比如，辅助生殖技术已经要求社会重新定义成为“父母”的含义。
可能我们很快就会在法庭里听见：“这不是我的错，都是我大脑里植入的东西让我干的。”
翻译：童宁聪
审校：王泽宇
原文链接：
